赵战生1939年出生于革命家庭，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就加入革命队伍。父亲赵毅敏在党的十二大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副书记。母亲凌莎在延安时，曾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父母为他起名“战生”，既寓意着他出生于战争环境，又表达了希望他为党的事业战斗一生的殷切期望。赵毅敏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以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起草了中国基层党组织第一份抗日宣言。在延安时，赵毅敏更是在毛主席教导下，在鲁艺、中宣部积极工作。赵战生回忆说：“毛主席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家住在杨家岭，就在毛主席住处的后山，毛主席经常在我父亲经过他的小院时叫住父亲，和他谈论问题，潜移默化地对父亲开启了教诲。”毛主席曾风趣地称赵毅敏为“赵公元帅”。

　　赵毅敏在鲁艺当副院长时，正值诗人光未然和音乐家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他以自己的抗日激情和经历支持着这部伟大的作品，并成为冼星海的入党介绍人。未足月便出生的赵战生称自己是“鲁艺家”“延安娃”，因为他吸吮过冼星海妻子钱韵玲妈妈的奶水，能有羊奶喝也多亏被誉为“军歌之父”的郑律成建议喂养的奶羊。接受过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苏联阿洛夫医生的救治，接好了断裂的大腿。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红色精神自然地融进了他的血脉之中。

　　父母为了赵战生能健康成长，从小就安排他进入普通学校学习，通过接触普通群众的子女，打掉身上的“娇”“骄”二气。“大跃进”时期，他在中学担任学生干部，虽然愿意尽心为同学服务，但仍有不知不觉的骄气，部分同学觉得他可敬不可亲，给他贴了不少大字报。赵战生一时陷入困惑，是父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开导，让他认真反思，进行自我批评，还主动请求同学们的帮助。他说：“至今想来还深感获益匪浅。它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转折，从闻过则忧变成了闻过则喜。”

　　赵战生的思想不断成熟，1958年，在中学就被批准入了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父辈们遭遇不白之冤，但他没有动摇信念，而是从父亲及老一辈革命者身上汲取那种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和坚强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创办时，从安徽调回北京的赵战生和他的同事，看准了信息化发展必将日益凸显信息安全重要性，选择了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参与到我国著名数学家、密码学家曾肯成教授的集体研究中。

　　在当时，常可以听到种种抱怨之声，曾肯成对此发表了一篇由衷之言：“在中国现实的困难条件下，一点一滴地开创出个地盘，干出一番事业，才算真有水平，才算真本事。”赵战生认为这番话清晰地表达了他们以信息安全研究为国奉献的强烈使命感。面对社会上出现了下海经商风、出国风，赵战生决心不下海、不出国、不当官，和身边的老教授、同事们一起，在探索本领域科学规律的同时，探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如何组织好基层科研团队的工作。

　　最初的研究条件极其艰苦，没有经费，没有实验用房和研究设备，但出差的列车上、同事的宿舍里，都是他们研究问题的场所。印刷厂剪裁的纸边也用来演算。1987年，赵战生被评为优秀党员。1989年，赵战生负责竞标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随后又担任筹建小组组长，第一、二届实验室主任。

　　赵战生和同事们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他们实验室党支部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基层优秀党支部，实验室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赵战生说，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为国为民的使命感、能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才使他们的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作为研究集体的一员也多次获得国家和部委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他们在埋头拉车的同时，不忘抬头看路，承担了“国家信息安全技术和政策研究”“跟综与研究国际上Internet安全技术和安全对策的发展方向”等课题研究，为国家的信息安全事业的发展调查研究、分析态势、建言献策。

致力红色传承

　　1999年，退休后的赵战生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战斗”。作为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在多个平台最大程度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他受聘于全国信息安全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担任管理工作组（WG7）副组长及国家信息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潜心研究信息安全技术与管理的国际标准动态、风险管理评估的国内外理论实践发展，参加各种调研课题和评估工作，推动了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标准的制定与宣贯工作。最近，他还把整理后的标委会的标准制定过程性文本资料交给了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这些资料摞起来竟高达4.5米。

　　赵战生还担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安全学会专家顾问组组长，负责录制信息安全宣传教育视频、作信息安全当前态势的报告、参加优秀案例评选等。2020年5月起，又再次受聘于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担任战略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赵战生一直没有停止过更高层面的思考，他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国家的发展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无限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但也面对着空前严峻的信息安全态势。信息空间已经和陆、海、空、天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五维空间。信息空间应用于陆、海、空、天，必须自主可控，否则我们必然丧失信息主权，受制于人。他主张，一定要提高我国整体的信息安全能力，将信息安全从事件驱动、责任驱动上升到文化驱动的层次，做到信息安全人人有意识、人人有责任、人人有行动。为此，他专门撰写文章，提出“增强组织力，产学研用管，同心同力筑成新的安全长城”的主张。为培育年轻一代、做好精神传承，他发挥所长，多次讲课，激励青年科研工作者。

　　作为革命的后代，“延安娃”赵战生充分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传播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多年来，他参加了无数和红色教育有关的活动。

　　他为大学生作党课报告，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应邀为中小学录制传统教育课件，为抗联后代修改文稿；应邀撰写弘扬红色精神的文章；参加红色故事与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应邀参加各种红色纪念馆、资料馆的开馆活动；帮助相关单位联系访问革命者的后人；接受媒体与纪念馆的采访，等等。

　　他被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党总支聘为思政课导师，被北京联合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规划研究所聘为特聘研究员，被中华志愿者协会国防教育志愿服务总队聘为辅导员。

　　他作的报告和演讲主题有：《献上平凡的碎片》《在血雨腥风中总结、成长、奋斗》《一堂影响深远的精品课——两代鲁艺人对<讲话>的回忆与思考》《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讲出延安精神的时代新意》。他的报告和演讲均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随着时代发展，赵战生也在思考，如何将红色故事讲出时代新意。他和老伴李力多次回延安“充电”，去找寻儿时的记忆，接受延安精神的洗礼。

　　2021年5月，赵战生和老伴再次回延安，在参观了南泥湾展览和职工委员会旧址后，联想到在那个民族危难的时刻，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在南泥湾开荒种粮，在边区组织生产抗日军民生活必需品，并且研发生产军用装备......他不禁豁然开朗——这不就是用底线思维在应对敌对势力的极限施压吗？

　　他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联系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次再回延安的参观学习，使我产生一个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要树立底线思维的观念，才能应对视我们为战略对手的美国的极限施压。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延安就树立了底线思维的观念了。”他认为，诞生南泥湾精神的根本在于“组织起来”，毛主席在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就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

　　不管是从事国家的信息安全工作，还是弘扬红色精神，赵战生认为，二者是相通的，都是为了那浓浓的爱国情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战斗”。

永葆党员本色

　　“想大事，说真事，干实事”是赵战生的座右铭。他虽然已经年过八旬，行动比较缓慢，但仅在2023年，他就9次出京，参加各种活动。虽身患癌症多年，但他仍然克服困难，尽力为社会做实事。

　　每年的“七一”献爱心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并捐款。2018年至今，每年他都参加北京市教工委组织的“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他在国外曾突发心梗，自费治疗花费了数十万元，学校离退办给其补助2000元，他却将这2000元以及后续组织上按规定给予他的重病补助款，共15500元，全部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资助困难学生。2021年河南水灾，他又主动交纳了1000元特殊党费。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他认真学习和领会二十大报告精神内涵，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与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他深受感召，积极倡议和推动了“信息安全虎符奖学金”的设立，以奖励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密码学院两个人才培养基地品学兼优的学子，并个人捐赠36万元作为奖学金的启动金。

　　赵战生家里珍藏着一些“传家宝”——延安时期生产的炮弹、子弹带、图囊等，这些已经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连同父亲赵毅敏留下的手稿、书籍和图片，他将其全部捐献。